历史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予以极大的注意。毛泽东主席在研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同时，研读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要求高级干部认真阅读，从中取得治理国家的借鉴。五十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点校《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并于一九五八年建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配合当时全国的科学规划制订有关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也是在这一年，为加强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研究，使古籍整理事业后继有人，中央委托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高教部长杨秀峰，在高等学校建立中国古典文献系科。在郭沫若、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邓拓、金灿然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1959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并招收了第一班学生。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二十四史》的点校和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2年由于中央的指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同年底《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也得到恢复。

1978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工作会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专业面过窄，社会需要量小，与现实联系不紧密，而被取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师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希望重视古籍整理工作，保留这一专业，以便培养后继人才，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延至1981年5月，这个专业全体教师联名给陈云同志写信，反映当时古籍整理工作的严重状况，希望重视这一工作。

1981年7月，陈云同志派秘书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转达了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并进一步听取意见。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古籍整理工作，根据陈云同志讲话精神，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37号文件），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了部署。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可以依托于高等学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几乎与此同时，台湾的学者鉴于当时台湾的社会情况，提出了整理古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将使年轻人寻到中华民族的根”。

1982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恢复工作，制订了1982年至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的九年规划。而人才培养工作和全国高等院校的古籍整理工作，则决定由教育部主持。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研究高校整理研究古籍与人才培养规划及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的设置。

为贯彻中央指示，抓好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1983年9月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1981年37号文件的指示精神，批准建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委员数十人，顾问若干人。其组成人员均由教育部委任。第一届古委会主任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教育部顾问周林同志；副主任为教育部副部长彭珮云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白寿彝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高校古委会设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北京大学。秘书处下设办公室、古籍信息研究中心和《中国典籍与文化》刊物编辑部，工作人员由北京大学教师兼任。古委会下设三个业务工作小组，即科研项目评审工作小组、人才培养工作小组和对外交流工作小组，均由高校教授组成。

从此，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出人才、出成果的发展道路。

周林同志简介

周林(1912—1997)，贵州省仁怀县人，1931年投身革命事业。在近二十年战争年代里,他出生入死,功勋卓著。1948年,徐州解放,他任市委书记;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行政接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贵州工作,位至省委书记。1975年调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77年,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任教育部副部长。1982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顾问。

周林先生是全国高校系统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1983年至1996年,兼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主任。著有《周林传统文化论集》。周林先生遵循党中央的决策,把古籍整理工作视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战略任务,强调整理古籍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关系。他以推进高校古籍整理事业为己任,竭心尽力,与广大学者一道开创了高校古籍整理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