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文学院举办“数智时代明清诗文研究的展开方式”工作坊

2026年6月4日下午，“数智时代明清诗文研究的展开方式”工作坊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活水轩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古典文献研究所徐雁平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剑教授、叶晔教授应邀作专题报告，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何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闵丰、副教授李周渊、助理教授王芊及助理研究员时鹏飞、杨珂、任轲共同参与对谈。

工作坊伊始，徐雁平教授结合当前学术环境的变化作开场发言。他指出，AI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推动学术研究的大众化与研究方法的深度融合，并为文学研究带来持续的结构性变革，预示“新的文献学研究”“新的文学研究”的诞生；表示期待借此次交流机会，共同探讨数智时代背景下明清诗文研究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方向。

上半场，由张剑教授作题为“清代诗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情境文学史建构之可能”的专题报告。张教授首先回顾了清代诗文研究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清代文学研究长期呈现“重小说戏曲、轻诗文”的失衡现象；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学界认识的不断深化，清代诗文研究逐渐摆脱“被遮蔽”的状态，迎来全面繁荣的发展局面——研究队伍持续壮大，文献整理广泛开展，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分析这一学术转向的成因时，张教授特别强调了“文献泉涌”现象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清代诗文集的大量出版、全球范围内稀见文献的公布、古籍图像及其标准文本的数字化共享，极大拓展了研究者能够接触到的文献范围。海量新文献的出现不仅推动研究的深入与知识体系的重构，也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此背景下，学界相继提出“走进过程的文学史”“文学社会学”“文献集群”“情境诗学”“提高像素”“细化文学史的颗粒”等研究理念与方法。这些新观点、新视角的提出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探讨具有重要意义，如徐雁平教授倡导的“以‘文献集群’促进关联思考”，便为研究者发现问题、建构问题并解释问题提供了极佳路径。

随后，张教授结合自身研究实践，重点阐释了“情境诗学”与“情境文学史”两个概念的内涵与意义。他指出，传统诗学研究长期以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为中心，在此评价体系的主导下，大量非经典作品、普通作家以及日常写作实践被忽视。然而，“文学不是一具审美的空壳，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正是这些数量庞大的非经典文献构成了文学史最广阔的“风景”。基于这一认识，张教授提出，应当突破单纯以审美价值为中心的考察，将诗歌作品重新置于具体的创作情境之中加以理解。“情境诗学”与“经典诗学”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一种补充，是在文学新史料不断被发现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历史实相，可以被进一步拓展运用至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张教授进一步指出“文学史”的三个层次——“真实文学史”“约定文学史”和“情境文学史”，而“情境文学史”旨在“真实文学史”的基础上，持续挖掘“约定文学史”中被遮蔽与遗忘的材料。他认为，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切入文学研究，以更加灵活、多层次、多维度的方式理解文学现象，或许能为AI时代的清代诗文研究提供新的发展路径。

张剑教授作专题报告

下半场，叶晔教授带来了题为“文集原理与明清时期的‘过程性文献’”的报告。叶教授首先以《隋书·经籍志》“别聚焉，名之为集”和曹植“删定别撰《前录》”两段经典论述为切入点，将文集的形成概括为“改”与“聚”两个核心环节。无论写本时代还是印本时代，文集都是在流通与修订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尤其随着印本时代的到来，大量实物文献的存世、商业出版的发展以及文献流通形式的更新，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可能。

在此基础上，叶教授结合蒋寅教授提出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以及罗伯特·达恩顿关于书籍“交流循环”的理论，提出对“读写实践”中阅读、积累、转化如何发生的强调。有识于此，叶教授引入“过程性文献”的概念，其中不仅包括作为定本文献和流通文献的稿抄本，也包括能够反映文本生成、传播和修改过程的稿抄本、批校本、试印本等文献形态。叶教授又进一步廓清概念，指出“过程性材料”不等同于“过程性文献”，并以《列朝诗集》的三种稿本、金蓉镜批校本《词律》为例，呈现“过程性文献”的意涵。

在具体实践层面，叶教授以《列朝诗集》稿本的研究为例，认为在既有研究之外，还可结合明末清初文献的实物保存情况，追索钱谦益所采的明人别集实物，并借助文本校勘与结构性校勘的方法，重新审视该书稿本与刻本的先后序次。“过程性文献”可以帮助研究者尽可能地靠拢文学史的原貌，有机会成为明清文学研究“以后证前”“方法论输出”的又一个重要阵地。

此外，叶教授还提示在利用“过程性文献”时，有必要明确说明“取样整理”的范围边界与“全面整理”的数据统计，以展现案例的典型性和结论的可验证性，围绕《词律》批校本进行的“过程性文献”研究可印证此点。金蓉镜三色批校本《词律》中绝大多数批语，皆过录自清人周筼、柯崇朴《乐章考索》，《乐章考索》又以周筼独著之《词纬》为前身。而今《乐章考索》已佚，《词纬》定稿本亦不可见，叶教授通过对全书1038条批语的系统整理，还原了金蓉镜如何利用《乐章考索》为《词律》增补内容，如何借助批校表达自身词学思想。叶教授提出，古典辑佚学重视早期文献、经典文献、学术文献，然而凭借批校本等材料对明清文学文献开展辑佚工作，仍可从各种维度推进已有研究，亦可彰显“过程性文献”“过程性材料”的学术价值。

叶晔教授作专题报告

与谈环节中，主持人徐雁平教授引用“媒介是启发思维的制度”这一观点，指出人工智能提高了学术研究的门槛，促使研究者思考：在数智时代，学术研究如何再出发？对此，与会学者围绕AI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与挑战展开了多维度的深入讨论。

闵丰教授在以上两位学者报告的基础上，强调将研究视线移向“创作之前”和“定本之前”的必要性，并认为实地访书、考察实物文献的工作在数智时代的研究中依然不可替代。任轲认为数智时代正在推动文学研究发生新的转向，学界有必要重新思考经典文学史中的问题。同时，有感于两位报告中对“过程性文献”的重视，他对明清文学研究与唐宋等前代文学之间的方法互鉴提出新期待。杨珂提示，如今AI在文献统计、数据整理等方面已展现出显著优势，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机械式工作，但当下其对文献内容的归纳与概括依然主要停留在现象层面，且存在回答片面化、套语式的问题，研究者要破除AI焦虑，需特别注意理论视野的开拓与方法论上的反思。时鹏飞呼吁应当将注意力重新回到学术研究的“过程”本身，从而调适技术革新给研究者带来的焦虑。他认为，数智时代的学术研究不仅要追求文献处理的完善性，更需要抵达“更重要”的层面，即文学共同体的共识。李周渊结合自身运用AI进行佛教文献谱系化整理的实践经验，指出机器处理结果与研究者的预想之间常有偏差，而人类对学术问题价值的判断与评定仍然处于核心地位。王芊同样依据自身的研究实践，表明“情境式”“过程性”这一源自明清文学研究的方法，对于唐宋乃至更早时期的文学研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何振将讨论引向学术写作本身，在区分“技术型”论文与“有灵魂”论文的基础上，强调在数智时代，论文写作更应凸显研究者独特的问题意识、价值判断与情感。

针对与谈学者的讨论，两位报告人也作出回应。张剑教授对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历次技术革命可以发现，人文学科总能在适应后找到新的发展空间，要将AI积极视为新的研究工具加以利用。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了AI伦理学问题的重要性。叶晔教授则提出“积极防御”的态度，主张在充分认识AI能力边界的基础上充分思考其在学术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工作范畴。他强调文学研究之中“文心”与“妙悟”的重要性，认为研究者可以、也必须有超出AI技术的新发现。

工作坊最后，徐雁平教授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他指出，数智时代已经显著提升了版本源流考、交游考、年谱编撰、版本比较等传统研究的工作效率，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类的思维模式，并为人类感知能力的提升带来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