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回顾、反思与学科知识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2026年6月27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共同主办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回顾、反思与学科知识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大雅堂115会议室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法、学科体系、教材编纂、未来发展等众多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张学谦主持。高等学校文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程苏东，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分别致辞。

程苏东教授在致辞中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他指出，当前古典文献学机遇与挑战并存：文献学作为研究方法日益受到各学科重视，文史研究的诸多突破均根植于此；而人工智能的冲击对教材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古典文献学课程体系如何适应非专业研究生需求、教材编纂如何回应技术、方法革新的趋势等问题亟待回答。他介绍了《中国文学研究手册》的编撰理念，期待与即将启动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手册》等共同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程苏东教授

刘玉才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会议背景。他表示，国家教材基地委托我们组建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课题组。课题组前期已完成了对约70种文献学综合教材的调研；结合“中国古典学知识体系融合与创新”课题的结项成果，课题组也希望积极回应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需求，为教育部古典文献学教材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他指出，中国古典文献学在概念界定、学科定位上长期存在分歧，文献学分散于中国文学、中国史、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三科之下，虽不断有学科整合的呼吁，但进展始终有限。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申报单列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典学，释放出积极信号。他认为，可从功能模块出发整合古典文献学知识结构，借鉴西方书籍文化史、中国古典学等概念，为学科建构提供新契机，数字人文的蓬勃发展则带来方法理念更新的可能。他希望与会者围绕各项议题深入讨论，推动古典文献学从工具之学升华为方法之学乃至思想之学。

刘玉才教授

会议主旨发言由程苏东教授主持。

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赵益教授发表题为“古典文献学新体系刍议”的报告。他提出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更新的三个核心观点：其一，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更新势在必行。此前文献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出土文献带来对早期文献研究的突破，现存古籍版本越来越容易获取，以及文献物质性研究的逐渐深入，明清抄本文献的不断发掘，通俗文献和民间文献得到重视，中西文献学比较与多学科交叉等，都在推动现有文献学知识框架的突破。其二，文献学应成为“义例之学”。文献学当超越具体整理工作，应为古典文献研究提供一套系统化的理论指导与方法工具。其三，文献学必须恪守基本逻辑规范。当以理性推演为根本，遵循实证史学的考证方法，以达成“有方法的证明”。

赵益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升教授发表题为“文献学教材编写的几点体会”的报告。结合教学与教材编纂实践，张升教授指出，教材编纂首先要注重规范性，尤其应在概念界定上形成统一标准，避免因表述歧义导致教学与考查的困难，建议由学术机构与相关部门牵头，对文献学基本概念做出规范表述。其次，文献学课程不应以目录、版本、校勘等已有专门课程的分支学科为主要讲授内容，文献学教材应突出其综合性与关联性，将文献生产、流通、收藏、整理等内容整合讲授。第三，个人编写的教材可以体现学者的个性化理解和表述，应作为集体编写教材的有益补充，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第四，教材编纂应基于教学实践，讲台经验有助于明确教材应讲什么、如何表述，避免教材容量与实际教学进度的脱节。最后，他强调文献学教材编写需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主动回应知识爆炸与人工智能等新挑战，避免出版即过时。

张升教授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苏杰教授发表题为“中西比较视野下的古典校勘学”的报告。他结合自己的跨学科背景及西方校勘学、书志学论著的译介实践，从中西比较视角对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提出思考。他指出，文献学作为与哲学、史学相并列的学科门类，亦应纳入中西文献学方法比较的内容，以帮助学习者明确本学科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定位。他以版本学英文译名为例，说明中西文献学术语对应关系尚待厘清。他区分了古典校勘学与现代校勘学的不同问题语境，并以“实质性异文”与“非实质性异文”等概念为例，指出西方校勘学理论对中国古籍整理实践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语文学在根本上相通，文献学的核心目标必须依靠语文学考证实现。他建议编纂《古典文献学手册》时可适当纳入跨文化视角，以体现文献学科的国际维度与理论开放性。

苏杰教授

上午首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主持。

浙江大学文学院冯国栋教授以“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与新变”为题发言。他从反思研究模式与学科范式的“自动化”出发，认为学科成熟之时也是圆熟之时，风格形成之时也是格套形成之时，对古典文献学的发展提出新思考。他认为作为“他者”的新材料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新信息，更在于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认知模式。随后，他以印本研究、宗教文献为例，指出写本、拓本等文献对于以“经史为中心、刻本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传统文献学的启发作用。随着书籍史、文化史的影响，文献研究也出现了物质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往将文献看作文本，而今则可将文献看作人、物互动的社会实践，从而转变视角，开拓新的议题。他强调“理论是照亮研究对象的光，绝非贴在研究对象上的膜”。在数字人文问题上，他指出数据库与智能工具已显著改变传统教学与研究范式，同时也对古籍整理工作形成冲击。他提示，文献学原有的思维方式在数字时代仍具价值，但也应审慎清醒地对待知识与技术快速迭代带来的问题。

冯国栋教授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以“拓展古文献学的学科分支”为题发言。他从个人学术经历出发，回顾了撰写文献学学科体系论文时遇到的争议，认为古文献学在学理上具备独立学科的基础。他指出在目录、版本、校勘三大传统分支之外，编撰学、整序学、流通学、典藏学、注释学等新分支已呼之欲出，比如编撰学可处理文献的生成机制与作者复杂性问题，整序学可涵盖索引编纂、资料汇编、辑佚及数字化等文献再加工工作，都有助于拓展古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内容。版本学作为一种研究文本“pattern”的方法论，具有向图像史等其他学科辐射与输出的潜力，可以成为古文献学贡献于古典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孙显斌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建委教授以“文献学的广度和深度”为题发言。他从中西比较与全球学术视野出发，主张“文献学”即philology，清代考据学与西方philology在18世纪中叶几乎同步兴盛，清代考据学追求通过古音研究与异文考证还原文献原初面貌，并依托字书或经注体系重构古典文献。他引述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关于中国与希腊古典传统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的观察：二者均以少量核心文本为中心、重视书写特权、形成专门的教育系统与图书校勘传统，并发展出注释体系与引用文化。他以《荷马史诗》经传别行与群体阅读实践为例，说明中西古典传统在文本形态与阅读方式上存在可比性。面对人工智能对实证研究的深刻冲击，他认为每一次知识重组均对应学术范式的根本转变，在实证研究终结之时，文献学应从案头研究转向知识重组。

徐建委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以“异质行动者的结盟与解盟——兼论文献学研究的反身性”为题发言。他指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理论或可为解决研究者困惑提供有益方案。他引介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Network Theory），尤其是其中“黑箱”“结盟”“解盟”等概念。认为文献学学科体系本身即是历史形成的“黑箱”，当前学界的反思与讨论表明文献学正接近打开黑箱的临界点。他强调，重返科学事实建构的现场，有助于看清文献学知识体系如何经由异质行动者的博弈与结盟而稳定下来，又如何因为要素条件的改变而解盟和重组。他以两个案例说明这一思路的适用性：一是写本时代籍帐编制与图经编纂之间的知识与经验迁移，揭示了文书行政对书籍编纂的系统性影响；二是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联合导航系统”建设的经历，反映了不同学科共同体之间打开或维系“黑箱”的张力。最后，他反思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验证两者相互选择的可能性，认为学术使命往往经由研究者的试错与痛苦而获得确认。

史睿副研究馆员

上午第二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郜同麟主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李霖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典学’的关系”为题发言。他从教学实践与跨学科应用的视角出发，指出文献学亟需为相邻学科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法论支持，而非停留于知识自足。在教学层面，他深感纯版本学知识的讲授易使学生感到隔膜，只有将版本差异与文本解读的具体案例紧密结合，才能赋予学生学习的切实驱动力。他观察到，近年来中文系研究者多能实现文献学方法与内容研究的较好结合，但文献学与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结合仍有待加强。他引述美国汉学界关于中国缺乏严格意义上校勘本的批评，认为中国古籍整理有其特殊性，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性质不同，版本学与写本学研究进路亦有差异，不宜简单套用西方古典校勘学的谱系树模式。他建议在教材编写中引入中西比较视野，在认清中国文献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基础上构建新理论。

李霖长聘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江涛以“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定位与边界”为题发言。他对《古典文献学手册》的编纂方向表示高度认可，其基本目标应当是使未系统修读文献学课程的研究生乃至非专业从业者能够迅速掌握古籍描述、版本著录等基础操作。在学科定位方面，文献学需要厘清自身与古典学、古代文学、数字人文等领域的边界与融合空间。在数字人文与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献学应在方法论层面为数字工具的建设提供指导。他援引二十年前古籍书目系统建设的经验，指出当时已完成的前沿探索在后续转化中未能充分落地，反映出跨学科协作中存在价值判断与体制壁垒。此外，他认为文献学内部仍蕴含重要学术增长点，传统方法与数字手段的融合应坚持文献学本位，以拓展研究方向而非取代学科主体为宗旨。

南江涛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赵培以“智慧人文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更新”为题发言。他从智慧人文时代背景出发，对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更新提出系统思考。他认为人工智能正对传统学科构成三重冲击：第一，文献形态从卷册消解为数据单元，第二，文献学固有的目录、版本、校勘等核心技能正被自动标点、机器汇校、语义检索等技术逐步覆盖，第三，人才培养面临传统技能与新技术难以兼顾的两难。面对上述挑战，他指出学科重心应从文献整理中端向知识阐释末端转移，并提出“守正出新”的更新路径：理论层面，转向“作为方法的文献学”，并逐步从文本中心走向知识、文化、思想中心；方法层面，引入知识图谱与GIS空间化等新技术；教学层面，融合传统课程与数字技术，培养技术批判意识；边界层面，推动文献学向“枢纽学科”转型。他强调虽然新材料仍有较大挖掘空间，但学科体系更新已势在必行，淘汰的应是僵化的研究范式而非传统本身。

赵培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馆员刘明以“一体两翼与高校本科文献学教学体系的探索”为题发言。他结合其文献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分享了“一体两翼”教学体系的建设经验与思考。主体课程“古典文献学概论”采取教学团队集体授课方式，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三种基本方法为核心教学内容，同时融入出土文献、敦煌文献、石刻文献、图像文献及数字文献等特色模块。在教材体系构想上，他提出总论、基础文献学、四部文献、特色文献学、专题文献学五个模块十六章节的框架。在“两翼”层面，他开设通识选修课“古籍精品与文化中国”，通过“以书带本”的方式辅助文献学教学，同时呈现古籍背后的优秀传统文化；并通过课堂提问、五分钟自测、手工编目、绘制古籍和科学设计文献学作业等环节激活课堂教学，如《静夜思》版本考辨作业即取得了良好效果，也提出在知识信息获取极为便捷的当下如何处理好文献学基本知识讲授的边界和程度的困惑。他认为，教学传承与著书立说同等重要，课程建设虽有时间代价，但对学科延续具有积极意义。

下午首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李林芳主持。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翟新明以“从‘分科’到‘一体’：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刍议”为题发言。他根据在湖南大学文献学课程的授课经验，指出本科生课程受课时压缩影响，难以系统讲授基本知识，而研究生教学更注重研讨性，但多数学生本科阶段缺乏文献学课程训练。在教学内容上，版本、目录、校勘三大分支构成了文献学教学的核心框架，但在教学与学习过程中三者往往相互割裂，未能实现有效融通。他进一步辨析了三大分支学科的教学难度差异，认为校勘学实践性强、较易讲授，版本学依赖实物接触与经验积累，目录学则最缺乏理论提升。接着，他回顾了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雠”之学对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内容的融通，清代版本、目录、校勘之学的进展，民国目录学、校勘学等分科课程的设置与讲义撰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应反思被划分为目录、版本、校勘三大分支的文献学学科体系是否仍能适应当前的教学与研究需求，并建议以融通视角重新探索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他对正在编纂的《古典文献学手册》表示期待，认为手册可能更适用于本科生的知识学习与框架建立，而研究生教学则更期待以方法论指引为重心的导引性教材。

翟新明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郜同麟以“进一步明确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内涵、外延和学科体系”为题发言，就文献学学科的理论建构与核心边界问题发表了系统见解。他首先梳理了“文献”一词的内涵演变，提出文献的定义应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他进一步指出，当前文献学教材所讨论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典籍，然而简牍中的文书简、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等非典籍形态同样也应纳入研究视野。文献学应明确其学科边界，将基于文献内容的进一步研究排除在外，而将一切针对文献本体及其生命历程的研究纳入文献学范畴。其中，校勘学的功能应超越恢复作者原貌的单一目标，而更注重考察文献整体的演变历程。他认为AI本质上只是工具，无法替代人通过阅读文献发现问题并展开研究，且文献学所解决的是文献生命历程中并无固定模式的问题，因此AI不会对学科造成根本性冲击，但可承担部分文献整理工作，避免重复性劳动。

郜同麟长聘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成晴以“论近世中国的‘乡邦文献之学’”为题发言，围绕“乡邦文献之学”的概念内涵、形态特征、学科性质及当代意义展开论述。他指出，这项研究缘起于在文学文献整理过程中发现同一文献常在不同部类间跳跃，传统目录学方法难以充分覆盖文献周边的丰富关联，因此有必要以主题或类目为中心，探索文献生成与应用的文献情境。从概念史角度考察，“乡邦文献”四字连用之例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晚清民国时期大量涌现，并出现了“乡邦文献展”等实践活动。在义例与形态层面，乡邦文献既包括实物性文献，也涵括总集汇编、随笔杂记以及地方先贤遗书的刊刻等形式。关于这门学问的性质，他指出乡邦文献虽与地方相关，但鲜少言及地方志，此因其本质属于私学传统，区别于官方主导的方志修撰，同时它更偏重对“献”（人物群体）及其文化心理、社会风尚的记录与考察。他进一步提出，当今学人正处于乡邦传统消逝的末端，伴随方言的消亡、附近的消失及小共同体的瓦解，乡邦文献正面临整体性失落，因而这一议题不仅关乎学科体系的重审，更对学人的“实践文献学”有所期待。

李成晴副教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赵兵以“漫谈古典文献学的定位”为题发言，从学科体系、培养框架、图书分类、行政管理四个维度梳理了当前文献学定位模糊的困境：文献学分属文学、历史学、信息资源管理与文献学三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彼此交叉；本硕博人才培养数量倒挂，各校教材差异显著；文献学论著在图书分类中分散于不同类目，难以形成集聚效应；古籍典藏与保护、整理与研究、出版与规划分属不同部门主管，制约了学科整体推进。关于一级学科建设，他提出应首先回答“为什么建”的问题，认为古典文献学以文献生命史为研究对象，本学科核心任务还应拓展至经典阅读推广等领域。在“如何建”的问题上，他参照文史哲等成熟学科的架构，提出了文献学理论、中国文献学、外国文献学、中外比较文献学等二级学科设置方案，并强调应针对不同授课对象实行分层教学，着重文献学观念的传播。最后，他指出现有教材更新周期过长，呼吁学界及时吸收近年来的重要成果，推动教材迭代。

赵兵馆员

下午第二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马楠主持。

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张宗友以“拓展古典目录学研究，推动文献学教材建设”为题发言。他结合教学经验，指出当前目录学著作存在人文与社科两大分野，后者基于书目信息理论，依托图书馆学、情报学，近年已从数字目录学推进至智能目录学，将目录定位为知识服务的“中间件”，值得关注。他回顾了汪辟疆、余嘉锡、王重民等前贤在民国时期奠定的目录学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式，认为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具体书目与专书的知识考古，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古典目录学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基本概念（如目录、叙录、篇目、类序、解题等）、学术性质（记录之学与辨章之学）及学科分野。他提出“书录学”与“书目学”的概念，二者对举，构成完整的古典目录学体系。最后，他强调古典文献学或目录学教材的编写，既应反映当前研究成果，也宜作前瞻性规划与设计，以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张宗友教授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石祥以“版本学教材编纂的一些思考”为题，围绕版本学教学的实操性、教材编写与学科视野拓展等问题作了专题发言。他指出，教材编写需兼顾零基础学生与有专业基础学生的不同需求。他特别强调教材应重视实操层面知识的传授，诸如断板、翻刻、补配、抄配等版本鉴定中的基本概念，以及编目著录的具体原则，均需结合用例加以说明，不能仅停留于学理与通用原则的阐述。版本学教材应厘清版本学与印刷史、书籍史以及目录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与边界，及时反映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并拓展至域外汉籍领域。此外，他谈到版本学术语的历时演变问题，指出部分古代术语在现代语境中意义已发生变化，且与西方或现代书籍术语不协调，应予梳理辨析。最后，他强调了版本学教材中图文结合的重要性，认为配图应服务于说明具体问题。

石祥研究员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芃以“校勘学教材编纂的几点思考”为题发言。他指出，当前校勘学教材普遍详于讲授“校法四例”，对如何考定是非正误的方法以及相关知识却疏于介绍，“校勘学的下半场”在教材中是缺席的。他强调了校勘学与考证学的边界，校勘只对异文造成的分歧负责，不对异文以外的事实出入负责；认为校勘与考证的焦点议题都是客观事实，因其确定性与说服力，构成了认识过去世界的可靠“锚点”。数字时代的“命名实体”与客观事实具有内在契合性，但当前古代文本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应尽快建立古代经典标准化文本数据库，为新技术的运用提供基础。在人才培养方面，他提出阶段性正反馈是青年学者成长的关键驱动力，利用新工具吸引知识精英投入实证研究，能够为学科发展注入活力，人文学科最终应回归人的价值。

苏芃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杜以恒以“从《仪礼注疏》看典籍二次点校风潮”为题，围绕古籍“二次点校”的实践与思考作了报告。他指出，随着国家古籍整理规划的推进，大量重要典籍面临二次整理，同一典籍多种整理本并存的现象日趋普遍，二次点校已成为学界必须直面的课题。以《仪礼注疏》为例，他通过建立版本梯度矩阵，以清人张敦仁本为底本，综合诸本校勘信息还原宋刻单疏本原貌，从而在文本质量上实现对前贤的超越。他由此提出，二次点校应在内容同等重要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具有版本升级条件的典籍，对此前未用、误用或未能充分用好核心版本的典籍整理本进行二次点校。最后他强调，既往校勘学教材多详于方法传授而略于选目指引，面对日益汹涌的二次点校风潮，学界与教学体系均应正视这一新问题。

杜以恒助理教授

下午第三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成晴主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以“集部文献学下如何回顾文学文献学的经验”为题发言，围绕“集部文献学”的概念与可能性展开论述。他指出，相较于文学文献学与文学史料学，集部文献学在概念上具有“古典性”“中立性”与“主体性”三重优势，更贴近本土学术话语且不预设现代学科立场。他梳理了文学文献学自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脉络，认为该领域在理论性思考上尚多可完善之处。他强调，集部文献学尤需发展“义例之学”，因为“集”之本义即汇聚，书籍编撰行为中的义例既体现作者意图，也反映编者意图，应进一步凸显经、史、子、集四字本义之别，以确立学科的内生性发展。他还指出，集部文献学有助于推进结构性校勘、集前文献形态研究等新议题，对作品生成、改易、组合之过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他提出从文学文献学转向集部文献学可能带来方法论层面的增益，期待学界持续探讨。

叶晔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马楠以“《经学导论》撰写工作汇报”为题发言。她结合经学导论课程讲授与教材撰写实践，分享了对经学及文献学教材编纂的思考。她指出，目前出版的经学教材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缺乏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对于各个经传、对于经学史各时段，各模块同质化严重等，往往会陷入书名罗列，导致知识点零散且难以记忆，学习效果和阅读体验较差。针对这些问题，《经学导论》试图从两个层面建立清晰的线索：其一，讨论经书本身如何被编纂、组织与架构，分析文本被解释的可能性；其二，考察经学研究中这些可能性如何在具体历史中被实现或曲解。在教学实践中，她强调授课教师需预先消化材料，通过可视化的图示将抽象或零散的知识点直观呈现，既缩减篇幅，又便于学生理解。她认为，教材编纂不应停留于知识点的铺排，而应在深度整合材料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真正“预消化”过的文本。

马楠长聘副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唐宸以“数字目录学的实践路径”为题，结合自身在数字人文领域的实践，围绕数字目录学的建设路径作了发言。他指出，传统目录书的数字化应从全文文档形态转向结构化数据形态，从而提升检索与计算的效能。然而，现有的目录数据库仍存在数据加工力度不足、接口不开放、难以跨库关联等局限，不足以应对大模型时代的学术需求。为此，他提出应建设智能化的目录学基础设施，通过开放API实现目录数据的流通与二次开发，使之成为打通各数据库的媒介，并最终升华为知识生态。他介绍了清华数字人文团队开发的“典津”系统，该系统采用大模型智能体技术，将全球数十万条古籍影像资源与《中国古籍总目》进行自动对齐，实现了跨目录体系的资源聚合与管理。他认为，数字目录学不应取代人类的学术判断，但有望为文献学研究提供全新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学术范式的变革。

唐宸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林芳以“‘数字古文献学’课程建设与教材编纂的实践与思考”为题，分享了“数字古文献学”课程教学与教材撰写的经验与感受。他首先介绍了该书的写作缘起与基本架构，其中沿用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之经典框架，同时增设“字符编码”与“形态与意义”两个部分，以回应数字时代的新问题。他强调，面对日益丰富的古籍数字资源，学界在方法论上存在“文献学本位”与“文献本位”两种取向，前者以文献学为依归，后者则将古文献视为无差别的可计算数据。在教学中，记忆的意义、问题意识的凸显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尤为值得关注。他指出，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幻觉问题难以彻底避免，因此学者对信息的辨析能力和学术判断力恰恰更为关键，数字工具在介入研究时应彰显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

李林芳助理教授

下午第四场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杜以恒主持。

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李振聚以“文献学本科教材编纂初探”为题发言，结合教学实践，指出文献学教学中实物展示具有不可替代性，仅凭课堂讲授难以使学生对装帧、行款等概念形成直观认知，建议通过实物或高精度影像辅助教学。他分享了在校勘学课程中的教学经验，主张学生应在实践中先接触文献、再阅读经典教材类著作，以避免理论先行导致的认知空泛。此外，他结合参与山东省方志编目的实践，分享经典案例：“新修”与“新印”在版本描述中难以界定，部分方志在旧版基础上增补内容却未形成新版本，应通过更细致的术语加以描述。他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在教学与实践中不断积累和讨论。

李振聚研究员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琚小飞以“‘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的编纂历史、问题反思及其对策”为题发言，介绍了地方院校文献学教学与教材使用的现状。他认为，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应兼顾“从内向外”的内涵梳理与“从外向内”的价值界定，从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实际需求出发，明确文献学的文化解释力与学科独立性。在教材方面，他指出当前教材领域存在学科定位模糊、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横向宽度与纵向深度不匹配、知识体系滞后等问题。他建议未来教材应明确定位、强化实践导向、纳入数字文献学等新内容，并呼吁建立教材评估与激励机制，将教材编写纳入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以提升教师参与教材建设的积极性。

琚小飞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高树伟以“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文本量化分析刍议”为题，围绕文献学教材的量化分析与学科体系建构展开讨论。他首先指出与学科体系建构相关的八个因素：研究对象、核心问题、概念体系、训练方法、知识谱系、学术共同体、人才培养、时代需求。他基于课题组的研究，对54种文献学教材进一步做了量化分析，提取了100条关键用语，多角度考察了文献学教材中的诸多现象。他认为应把文献学中的稳定概念、成熟方法和回应时代需求转化为可迁移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写作是锻造思想的工具，面对 AI 的冲击，更应加强写作训练。充分运用AI，将知识（理解内容与工具）、技能（选择工具与熟悉工作流）与智慧（以更巧妙、优雅的方式解决问题）三者更好地结合，提升学术判断力。

高树伟讲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张学谦以“基于文献形态的文献学教材编纂思考”为题，围绕基于文献形态的文献学教材作了发言。他首先梳理了现有教材的编纂模式，指出自王欣夫明确采用目录、版本、校勘三分架构以来，后续教材基本沿袭这一框架。存在的问题是：其一，目录、版本、校勘是分支学科的拼合，缺乏贯穿的学理线索；其二，现有框架基于印本文献总结，对简帛文献、写本文献的规律性内容反映不足，即便增设补充章节也难以融入整体线索；其三，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已有专门课程的高校，概论性教材与之内容重复。对此，他建议打破当前分科结构，以文献形态发展为线索，将文献史划分为简帛时代、写本时代、印本时代三个阶段，分别总结各时期的文献生成规律与体例，同时关注文本在载体间的转移与变异。

张学谦助理教授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树伟老师主持。

综合讨论环节，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田雨鑫感谢会议提供的学习机会。她指出，教育部第二期新时代教材项目在中国语言文学下设“文献学”单列项目，同时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下设“目录学”，或为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积极信号。她认为教材编写在当下学术评价体系中不易获得与论文、专著同等的认可，但各位老师仍倾力投入，令人感佩。刘玉才、赵益、苏杰、孙显斌、苏芃等就校勘学的分层、由校勘经验提炼普遍法则的有效性、印本与抄本研究进路的差异、明清抄本及日藏古写本的文献学价值、谱系法的适用边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田雨鑫编辑

刘玉才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本次会议是近年来学界首次围绕古典文献学学科定位与教材编纂展开的深入研讨，内容丰富、讨论充分。他强调传统教材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模式在AI时代已难以为继，亟需建构具有体系性与学理深度的新型教材；文献学应以文本为核心、以校勘为重心，兼顾理论、方法与实践的融通。后续将通过智库报告与专栏笔谈等形式转化会议成果，在教材调研报告基础上继续完善，推动《古典文献学手册》和新的文献学教材编纂，并期待学界持续交流与合作。

下午六时，会议在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